今天分享的是【国家发展动力系列-国别系列·中国】 报告出品方：复旦发展研究院

  中国 70 多年的国家发展历史，是一个不间断地积累国家发展动力、不断激发国家发展动力的动态过程，党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实现了中国国家整体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持续跃迁。中国的国家发展历史经历了生产驱动型国家、发展驱动型国家两个阶段，并逐步向创新驱动型国家迈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当代中国的国家发展始终秉承着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综合配套的方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抓住不同历史时期的薄弱环节进行战略规划和政策调整，保证国家发展的动力链能够基本处于和谐运转状态，并通过坚持改革、突出协调的方式让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有机体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快的改革，并在世界格局中不断彰显中国的国家发展动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样态。

  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同志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就走上了现代国家的发展之路。从国家发展动力理论所阐述的国家发展的动力结构和三型国家发展阶段/类型，现代中国的国家发展历史已经走过“生产驱动型”阶段和“发展驱动型”阶段，正朝着“创新驱动型”阶段转型。

  1949 年以来，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中国领导者和建设者，精准把握并抓住“生产力”这个牛鼻子，逐步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使中国从落后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为主的历史阶段逐渐转变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生产驱动型”的发展阶段经过了两个历程：第一，在建国初期用最短时间实现“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让国家的资源配置从建国以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工业化（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为主线，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动员庞大的农村生产力为国家的工业和积累原始资金，使中国能够尽快在整体国家实力和工业能力上扭转劣势，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出现背离物质实践、事实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紧要关头，中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超前的历史敏感和勇于纠偏的实践勇气，毅然推动改革开放，对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通过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拓展了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交易市场，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让中国国家发展实现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生产驱动型”阶段虽然为中国带来了奇迹般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但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矛盾和人与自然、矛盾不断显现，制约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千禧年以来，中国再次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的国家发展在“生产驱动”达到顶峰时遭遇发展瓶颈，“唯 GDP”论的背后是国家发展的不可持续。

  为此，中国先后提出了“小康社会”“全面发展”“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等战略思想，以建设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为理想目标，重视经济稳步的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有机平衡，重视人民的福祉和需求变化，重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在治理模式上从国家主导转向国家和社会双轮驱动。

  可以说，“发展驱动型”的中国在国家发展这一维度实现了跃迁，中央政府以改革促稳定，在发展不停滞的前提下重视协调的作用，以逐渐完备的国家治理能力有效应对经济快速地发展下产生的社会问题，逐步落实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积蓄国家资本和发展能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国家的存续性动力得到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最终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等重大历史节点上充足表现了一个大国、强国应有的能力和实力。

  与此同时，“发展驱动型”阶段随着发展力的逐步提升，中国也在不断地适应科技带来的变化，在移动互联和数字化的经济时代把握机遇，使国家的创新力得到非常明显增强，也为中国向创新驱动型阶段转型积蓄能量。

  与前两阶段不同，“创新驱动型”阶段的中国要超越“生产驱动型”阶段以“模仿创新”[1]在全球占据市场、推动人力资源的充分的利用，和“发展驱动型”阶段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核心、在数字化的经济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两个阶段，重新以战略引导的方式全面集聚中国国家发展积累的创新因子，以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为突破口，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历史机遇，使中国能够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构建国内新发展格局，在理论创新、应用创新和治理创新三个维度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中国国家发展更好地为人类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在这个过程中，“创新驱动型”阶段的建设需要培育一批能够支撑创新的关键群体以及一批领军人才，将中国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国家发展的全过程和所有的领域，以适应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改革要求，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走向系统性变革和整体性转变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